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變化不僅要體現在經濟規模和總量上，更要體現在經濟結構變遷上，經濟增長模式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在不停地改變著一個經濟體的發展脈絡和軌跡。隨著中國要素價格體系的重估，以往“以資源促發展”、“以市場換技術”、“以利潤換資本”等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發展方式面臨著深刻的變革。
   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投資、勞動力投入和出口拉動，沒有形成技術、生產率和內需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中國以其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和較好的產業配套體系克服了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的價值洼地。生產要素價格低估是中國現有經濟增長模式以及經濟內外失衡和產業結構低級化的癥結所在。數據顯示，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間，我國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遠遠低于資本回報率增長。
    而另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在質量上與發達國家仍存在差距。從中間投入貢獻系數來看，發達國家1個單位價值的中間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個單位或更多的新創造價值，而中國只能得到0.56個單位的新創造價值。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增加值率僅為26.23%，與美國、日本及德國相比,分別低22.99、22.12及l1.69個百分點。增加值率是度量一個經濟體投入產出效益的另一個綜合指標。
    此外，由于中國制造業仍處于世界制造業產業鏈的中下游，也造成了國際貿易利益分配失衡。我國出口的產品大多數是技術含量低、單價低、附加值低的“三低”產品,卻大量進口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和高價格的“三高”產品。尤其是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出口，轉移了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對美的貿易，從而使得我國具有虛幻的 “貿易順差”現實。低價帶來了增長，但并未帶來利益和財富。
   現在，隨著人口紅利拐點的到來，以及環境、資源等瓶頸的制約，意味著中國生產要素價格重估的開始，而中國以往經濟產業格局將發生重大改變。生產要素價格重估將變企業“競次”的路徑為“競優”的路徑。我國企業勞動力成本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向下競爭”已經在不斷惡化我國的經濟環境，對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極為不利。而要素價格“變貴”將對那些資源浪費型、環境污染型、勞動力成本低廉型的企業形成“擠出效應”或“倒逼效應”，讓那些居于產業鏈低端、沒有技術含量的企業，不得不通過增加技術和管理的投入，形成“向上競爭”的機制，靠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消化成本上升的壓力。
    這種傳統比較優勢的更替在上世紀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我國臺灣地區都曾經歷過。根據日本的經驗，劉易斯拐點與工資水平上漲后，日本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得到了普遍提高，上世紀70年代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平均增速達到了10%。并且，還出現了制造業內部的結構轉型，低端制造業面臨向高端制造業的轉型。1970年至2000年的30年內，日本紡織業增加值所占制造業增加值比例由5.5%下降到1.3%。相反，隨著新技術的應用，高端制造業得到迅速發展，同期電氣機械業增加值所占制造業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通用設備、電子設備等占比持續提高，出現了勞動力成本上升、機械化電子化加速的格局。
    不可避免地，生產要素價格的重估將是對中國經濟結構的一種強制性調整，問題的關鍵是中國比較優勢是不是能夠盡快地實現梯度升級，人口紅利是不是盡快地向人才紅利轉變，要素驅動是不是能夠盡快地向價值驅動轉型，畢竟當中國傳統優勢不再時，中國不能再“畏變”，而要“求變”。